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传统，便是皇室财务与国家财务许多时分仍是分隔的，皇家的归皇家，国家的归国家。不过，由于全国是私家的全国，皇帝免不了常常要把手伸到国库中，把国库的金钱窃取到皇家的小金库中。
先拿西汉来说，其时国家规则的田赋、14岁以上成年人的人头税、卖官鬻爵的收入、盐铁专卖的收入都归国家一切；而土贡、山泽园池的出产、关税酒税的收入，都归皇家一切。有意思的是，14岁以下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叫做口钱，每年23文，其间的20文归皇家，3文归国家。便是说，皇帝及其老婆孩子洒脱浪费的费用中，有不少就来自3岁到14岁孩子的人头税。那么，小孩人头税对老百姓有多大的影响呢？
据记载，大臣贡禹上奏皇帝说，有些人家由于交不起孩子的口钱，孩子终身下来就被掐死了。按理说，一个孩子一年23文钱如同并不多，至于把自己亲生的孩子活活掐死吗？但实在的状况却不是这么简略，本来每个孩子每年23文仅仅是上面的规则，而下面实行起来却成了一年中屡次重复征收，再加上当地还有种种附加，数额早现已是规则的数倍。汉武帝把孩子的人头税从7岁提前到３岁，下面征收的时分，常常是孩子落地就要缴税。因而，孩子人头税造成了民间很多的杀婴现象。
即使到了如此境地，历史上那个臭名远扬的汉灵帝还不满意，总是打创收的主见，所以，开了个大商铺，专门批发官帽，并毫不客气地把卖官鬻爵的收入划拉到自己的小金库里。为了让自己的官帽批发部生意兴旺，他专门在西园成立了一个官爵交易所之类的安排，和一些热衷于买官买爵的人讨价还价。一个叫崔烈的名门望族花500万钱买了个司徒，问儿子人们怎样看他买官的事，儿子实话实说：“论者嫌其铜臭。”
宋朝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端，就专门设立了内库，叫做“封桩库”，即把每年节余的国家财务藏到这个库里边，初衷也是作为财务准备金，用来敷衍国家突发事件，但后来也变了性质，成为皇帝的小金库。当然，国家一旦遇到战役、灾荒之类大事的时分，大臣们总是念念叨叨想让皇帝破点财，有时分就连主管财务的三司官员也会厚着脸皮跑去向皇帝借钱，皇帝尽管极不甘愿，但也只好借钱给政府。但便是这样，皇帝也忍受不了这种形同勒逼的所谓借钱。
真宗皇帝不得已就一面规则今后每年从小金库无偿给三司拨款60万，一起下诏“切诫三司，毋得复有借贷”，一面又恶狠狠地规则，“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犯者处斩”。由于有这样的家法，宋朝皇帝小金库到底有多少私藏，没有人知道。在宋高宗时期，坊间撒播他的小金库每年占去了国家财务收入的一半。
到了明朝，皇帝则不再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了，而是想方设法勒索政府，把国库的金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里去，内府动辄将国库数十万两银子挪到内库也成了最稀松往常的事，而最多的一次竟然拿走了2400万两银子。在内忧外患面前，政府没有银钱付出军饷，而皇帝却“谕廷臣足国长策，不得请发内帑”。意思是说，大臣们要想出持久的处理办法，不要总打皇帝小金库的主见。
大臣们除了添加税收没有其他法子可想，就只好向老百姓加派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所谓“三饷”便是练兵、征讨东北后金以及征剿李自成的军费。“三饷”之外，还向大臣们分摊“助饷”，“三饷”和“助饷”惹得怨声载道。
明末，李自成攻击北京城时，崇祯皇帝召唤皇亲国戚募捐，赏格守城，自己却不愿掏钱。皇亲国戚们见皇帝都不出钱，乐得冷眼旁观。李自成入京后，发现崇祯皇帝小金库中财宝山积，白银多达3700万两，所以安排数千骡马、上万马队，声势赫赫地押运这些金银财宝回陕西老家。崇祯皇帝辛辛苦苦一场，不过替别人积蓄私藏罢了。
皇帝一个人的奢靡浪费仍是有限的，而整个皇室却是个巨大的集体，又是利益有必要保证的特别集团，他们的消耗对国家财务的冲击尤为可怕。究竟连全国都是人家的，不就多弄些零花钱吗？可这零花钱有时分却多得惊人。
以明代皇室而论，在建国初期不过几十个人，而到了万历时代，人口已近20万。日益胀大的皇族宗室人口，成为国家财务的最大包袱。早在嘉靖时期，就现已有人把北虏、黄河、宗室看做社会的三大祸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