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根据结果得出，我国高等教育相关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得到实质性发挥。但仍存在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与普及质量有待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不强、对新技术的适应性不足、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还需提高等问题。高等教育应逐步优化结构实现高水平普及，把加快“双一流”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面向国家需求加强人才教育培训，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高等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
教育强国指数测算是对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强国建设进展的综合评价。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为，与2022年度相比，中国在全球的位次由23位上升至21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距离教育强国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分指标来看，我国的优势指标继续领先，短板指标得到提升，创新指标有所突破；分领域来看，基础教育基点作用不断夯实，高等教育龙头作用得到实质性发挥，高等教育相关指标多点开花。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新一轮教育强国指数测算结果为我们把握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新进展与成就，明确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而找准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着力点提供了重要参照。
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4763万，毛入学率稳步提升至60.2%，在保持全球规模最大的同时，逐步缩小了与排名前15位国家（以下简称“世界教育强国”）之间的普及水平差距。伴随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各国愈加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国内主要为理工科）人才教育培训，而每年培养相当比例和规模的STEM人才也是我国高等教育一项持续性发展优势。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中STEM学科占比连年保持在40%以上，且近年呈现小幅增长趋势，远高于世界教育强国26.4%的中等水准，这为我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有助于推动我们国家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随着“双一流”建设体系的基本形成和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进入全球前列高校的数量和排名实现全方位提升。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高校排名中，我国入选Top200的高校数逐年增加，2023年各排名平均入选高校数相较2022年增加2所，排名提升1位，居世界第5位。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方面，2023年5月的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显示，中国内地有35个学科进入全球前万分之一，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从上榜机构来看，中国内地有15个机构拥有进入全球前万分之一的学科，其中12个机构为高校。我国在化学、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7类学科中具有较大优势。与美国的波动变化相比，近三年来，我国在进入全球前万分之一和前千分之一的学科数上均呈现扩大趋势。
3.科技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全方面提升，高校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
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结合点，正在不断汇聚顶级科学家、学术骨干和青年科学技术人才，大力培育相互交融的学科和一流科创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水平发展贡献强大支撑力。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我国科学家占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比例逐年上升，自2012年以来增加了超过10个百分点，现已稳居世界第二位，而排名第一的美国自2012年以来则降低了超10个百分点，两者对比，反映出我国科创能力的不断的提高和科研全球化导致的最高层次科学与学术贡献格局的重新调整。近年来，更多的华裔科学家正在回到中国，有多个方面数据显示，仅2021年就有超过1400名华裔科学家从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回归中国，比2020年增加了22%。同时，创新资源的加速汇聚也夯实了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生力军的地位，在指标上体现为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占国家基础研究总经费的比例一直上升和高校科技活动中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逐年增长。
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但尚处于普及化阶段初期，表现为总量初具规模，结构尚待优化。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与中高等收入国家中等水准62.8%（2022年数值）基本相当，与世界教育强国中等水准86.9%差距缩小但仍有一定距离。从层次结构来看，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超过15个世界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总和，但我国研究生规模（388.3万）不到15个世界教育强国研究生总规模（864.1万）的一半。从研究生占专本研比例来看，2012—2021年期间，我国的该项数值一直维持在8.7%左右，在连续多年研究生扩招之后，2022年首次突破9%，2023年继续提升至9.3%，但与德国（39.0%）、美国（17.3%）等国家相比，我国研究生占比仍然偏低。从布局结构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并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科学技术人才的不平衡集聚。
与进入世界一流高校行列（全球前500名）的整体数量相比，我国处于一流前列（全球前100名）的顶尖大学仍然偏少。同时，我国一流高校的高被引科学家人次也有较大提升空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次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进入全球前五十名的机构中，中国内地高校仅有6所，远少于美国的19所。
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我国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但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人员数仅为1687人，而世界教育强国平均数值超过6000人，可见我国人口中研发人员的相对比例与世界教育强国还存在很明显差距。从研发人员执行部门分布来看，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在高等教育部门的占比为16.4%，而日本、德国、法国等均在20%以上，英国更是接近40%，说明高校研发人员在整体研发人员队伍中的占比有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即“强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教育培训项目，力求解决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等问题。但由于覆盖范围较小、开展时间比较短等原因，人才教育培训项目的长期效应还未充分显现，基础学科、国家战略急需和“卡脖子”技术领域相关的学科专业的人才教育培训规模仍待扩大。对比同样强调科学技术人才储备的印度，其高等教育中理工科在校生总数已高于我国，理科在校人数占比及总量也已高于我国。
此外，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存在“多而不精”，高质量成果产出能力不强的问题，表现为高校专利转化率和转化价值均偏低。国家知识产权局2022年专利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实施率为48.0%，而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仅为16.9%，低于企业和科研单位。2021年，高校以转让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为49.3亿元，高于科研院所，但平均合同金额仅为37.2万元，远低于科研院所的191.4万元。
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显示，中国已进入通过数据驱动大规模因材施教的新阶段，高等教育的数字学习环境基本形成，教学及管理形式持续创新，但仍存在数字化转型深度不够、对人才的数字技能培养不足等问题。一些高校对数字化的理解和响应还停留在简单的技术应用上，在理念和模式上仍较大程度延续了线下学习的教育方法的理念和教学模式，尚未畅通不同学习体系之间的对接机制和成果认证与转化机制，没办法形成颠覆性的创新，这些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虚拟大学”的认可与参与。与欧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在数字大学的研究与推进上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从培养层次来看，全球已有50个完全基于慕课平台的在线硕士学位项目，美国参加完全在线的学位课程的研究生比例已从2008年的6.1%上升至2016年的27.3%。而我国尚未有研究生层面的全过程在线学位课程。在数字人才发展状况方面，数字技能在我国各城市代表性技能中的占比持续增加，但与美国旧金山湾区、印度班加罗尔等地区相比，我国各城市颠覆性数字技能领域的人才优势并不突出。传统标准化的培养模式、相对滞后的课程教学内容、有待提升的教师数字素养等都阻碍了学生对于创新思维和数字技能的掌握。
国际留学生对于确保尖端领域影响力，强化大学全球竞争力，激活地区经济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0年以来来华留学生人数呈现下降趋势，2021年来华留学生人数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比例相比也略有下降，由3.53%下降至3.47%，单指标排名下降2位（该指标采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所全球留学生数据测算，国际数据有2年左右滞后性）。反观世界教育强国，均在留学教育中有所发力，如美国尝试适度放宽留学政策，2023年国际留学生人数重返百万，已接近三年前水平；在数量上，2022—2023学年其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12%，实现40多年来的最大单年增幅，研究生项目连续第二年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国际学生项目。从来华留学生的结构来看，仍以发展中国家、本专科层次学生为主，来自发达国家、接受高质量高层次教育的学生规模和占比均较小。
当前，我国人口总量会降低，但人口规模依然巨大，人口素质逐步的提升，人才红利优势逐步释放，人力资源总量仍保持了稳步增长，高等教育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为此，我们应继续扩大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拓宽高等教育参与途径、优化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灵活高等教育管理制度，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普及水平，以“教育红利”接替“人口红利”。同时，稳步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研究生占比，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的人才储备，提高我国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优化高等教育普职结构，将“普职比”的作用范围上移到高等教育领域，以确保高等职业教育各层次规模，根据不同生源特点，采取灵活性更好的现代职业教育学制及模块化课程教学体系，满足多样化群体的随时入学需求。
优化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布局结构，围绕增强国家竞争力、服务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战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统筹区域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发展，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结构。
把加快“双一流”建设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完善的评估标准，引导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找准自身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计划。加大对“双一流”建设的政策支持和多元投入力度，提高资源配置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推动高校以一流学科建设为抓手，着力提升科研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人才教育培训水平及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水平师资队伍，打造一流科研平台。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形成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依照国家战略发展需要，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覆盖范围。充分的发挥“双一流”高校在本科、博士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壮大高等教育根基，提升人才教育培训高度。
同时，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在“双一流”建设示范引领下，推动高校分类发展、特色发展。根据研究型、应用型、职业型等不同功能定位，支持各类高校在基础研究、产教融合、技能培养等不同办学赛道同样创造精彩。鼓励地方高校立足自身优势和区域需要，设置特色学科和专业。通过区域协同、校际合作、资源共享等方式，促进不一样高校之间的协作科研、联合培养、学分互认等，共同提升办学水平和总实力。建立完整政策保障和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不停地改进革新、敢于突破。
提升人才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需求适配性，加大对学生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注重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加大对学生创新思维、数字素养的培育，使学生能够具备在数字时代的生存与工作的能力。进一步突出理工科教育优势，重视理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除了在招生计划中对基础学科加大倾斜力度，在人才教育培训、考核评价、条件保障等方面均应给予政策和制度上的支持，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聚焦理工学科短板加大科研经费支持。
加大高技能人才教育培训力度，探索推进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融通发展。根据职业教育学生特点和发展需要，设置多样化课程，帮助学生既获得职业技能，也拥有思维技能和数字素养。以中国特色学徒制为主要培养模式，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向纵深发展。广泛开展劳动者岗前、在岗和转岗技能培训，促使更多技能劳动者向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转化。
高校应充分的利用自身在人才资源、学科门类、科研力量、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热情参加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创新中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平台等的高水平科研平台建设，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全面集聚战略人才、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着力打造高水平科研团队，大力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创新，更好地发挥高校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和科学技术创新生力军作用，夯实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加大对高校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优化高校科研经费使用。
聚焦产业科学技术创新需要，建立完善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体系，推动高校参与打造产学研用联合体，一同推动科研成果的快速应用和转化。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积极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应用型研究热情，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加强高校与科研机构、地方之间的战略协同、联合攻关。通过共同建设国家级和区域级科创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共同攻克重大科学技术难题，助力国家战略发展、地方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将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作为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应对全球复杂环境变化和增进世界文明互鉴与交流的重要手段。继续坚持以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支点，密切国内外高校在人才教育培训、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文交流、教育治理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实现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新局面。
坚持“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协同策略，将“以提质增效引领规模扩张”的质量观贯穿始终。推动入学考核制度改革，提升来华留学生源质量。推进奖学金制度改革，调动地方和高校做优做强来华留学积极性。扩大国际教育创新区试点，推动国内高水平大学与国外顶尖高校在国家急需、薄弱和空白学科领域及战略新兴起的产业等领域开展合作办学，使更多优秀学生不出国门就可以享受海外优质教育资源。推动更多国内高水平大学开展境外办学，助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创新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方式，以“慕课出海”行动为依托，促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广泛共享，从而扩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