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副教授重新踏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的土地。一年前的3月，文少卿带领小组成员，在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墓地进行烈士遗骸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为49位无名烈士中的47位复原了容貌。其中一位烈士还找到了亲人，确认了姓名——崔海治。
崔海治烈士的容貌复原图与其兄长的照片不仅五官轮廓相像，眉宇间的神情也相似。
又一年清明将至，其他烈士的亲属找到了吗？近日，文少卿教授表示，其他烈士的亲属尚无确切消息，“希望正在寻亲的烈士亲属能主动联系我们或国家退伍军人事务部。”烈士亲属能够最终靠口腔拭子采集DNA与国家英烈DNA数据库中的信息进行动态对比，一旦对比成功，团队会在第一时间与家属联系，帮助更多烈士找到亲人。
巍巍太行，英雄吕梁。重回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在革命烈士墓地进行分子考古研究的往事历历在目。
南村革命烈士墓地是一块占地面积约3—4亩的坪垣。这里埋葬着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
考古团队由复旦大学的5名青年教师及11名学生组成。2023年1月，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邀请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县南村革命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希望让烈士魂有所归。
史料记载，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等于1938年6月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争取获得更加多国内外支持。截至1946年，“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援建了8个国际和平医院、42所分院、11800张床位、20个流动医疗站，组成了国际和平医院网络，为支援敌后抗战和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方山解放后，晋绥第六国际和平医院下辖的第七分院转移到方山县，院部和住院部设置在南村，抢救无效牺牲的战士也就地安葬在南村。墓地现场没有烈士姓名的记载，更没有照片。对着无声的土地，文少卿能够想象出当时环境的艰苦和战斗的艰难。
他说，这是复旦大学首次组织考古队对烈士墓地进行独立发掘。墓地现场的工作分为田野发掘和体质鉴定两部分。先将骸骨从墓葬里发掘、提取出来，进行清理洗涤，并转移到帐篷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制测定、病理分析、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
从3月13日至3月24日，埋在南村烈士墓地的49具烈士遗骨全部出土。烈士遗物也在发掘过程中同步现身，包括铜纽扣、陶瓷帽徽、铜徽、子弹、步枪弹、玉印章、搪瓷碗、塑料牙刷、皮带及带扣……共有90余件器物，还原了烈士生前的生活痕迹。
之后，包括崔海治烈士在内，49具南村烈士遗骸被重新安葬在吕梁兴县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崔海治烈士的身份确认后，墓碑上的名字从一个编号变成了他的姓名。
建立烈士DNA数据库、完成烈士体质分析、还原烈士个体生命史、复原烈士真实面貌建立基础，这四项工作是文少卿团队回到复旦校园后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历时半年多。
在此之前，课题组在烈士DNA寻亲方面已有多年技术积累及成功经验。2015年至2018年，课题组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个烈士遗骸，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1期建设。
“吕梁市退伍军人事务局的想法，也是让我们做烈士DNA寻亲，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实现亲缘关系的比对。DNA寻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烈士找回姓名，但是我们当时想做更多的事情，复原烈士的样貌，让后人知道烈士是什么模样。这就涉及到颅面复原技术。”
文少卿觉得，这是对烈士表达更深敬意的方式。“另外一方面，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同位素的研究，包括体质人类学和稳定同位素研究，还原当时抗战的场景。到达南村之前，我不知道当时的战争多么惨烈，我也不知道有的烈士已经截肢，更不知道出土的遗物这么少。这些都是现场发掘后才知道的。”
考古队成员的研究方向涉及多个不同专业领域。担任项目总负责人的文少卿，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队员的研究方向们包括分子考古、人骨考古、同位素考古、历史人类学、古环境DNA、病理影像学等等，领队是科技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熊建雪。
根据发掘先后顺序，文少卿团队给烈士遗骸编号M1-M49。“49具烈士遗骨中，有2具的颅骨不是很完整。所以我们做了47位烈士的颅面复原。”
文少卿向晨报记者解释，在没有颅骨的情况下，从其他骸骨中提取DNA进行样貌复原，推测这个人长什么样，这门技术叫做DNA画像，但目前它的准确率不是很高，大概在70%左右。如果有比较完整的颅骨，能进行颅面复原，准确率就能达到90%以上，和人物的原貌很接近。
编号“M19”经过DNA对比，确认为崔海治烈士。当时，崔海治烈士的侄儿崔玉岐正在有关部门和志愿者的帮助下，来到吕梁寻亲。
文少卿表示，烈士形象的颅面复原，属于双盲结果。“我们跟崔先生联系，告诉他M19是他的三叔，他非常激动。然后我们把颅面复原做出的照片给他了。过了一段时间，他把他父亲——也就是崔海治烈士兄长的照片发给我们看，确实是非常像。”
从吕梁回到上海，文少卿继续期待南村革命烈士寻亲的新结果。“是有一些家属联系我们寻亲，但是检测下来，都不是南村烈士的亲属，他们可能是其他烈士的亲人。”
为了帮助更多烈士寻亲，今年，文少卿团队接着来进行疑似寻亲者DNA样本的鉴定。“地方上把他们的样本寄过来，由咱们进行公益性的鉴定。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个是河南荥阳有人在寻找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亲属。一位是彭克烈士的外孙孔繁民，想要找彭克烈士的遗骸。我们在山西霍州找到了疑似遗骸，带回实验室了，正在进行比对。还有一位山东聊城的寻亲者，他的曾祖父随着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时牺牲在安徽了，我们也在帮他做样本鉴定。”
文少卿表示，如果有烈士家属想要通过颅面复原还原烈士面貌，也能实现的。“只要有相对完整的颅骨，人物面部的轮廓特征就能基本确定。然后我们再通过DNA数据，知道人物的遗传背景，比如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获得信息后，我们最终选择相应的人群，参照该人群的肌肉平均厚度、软组织平均厚度等数据，以及人物年龄段和性别的参考数据，还原出大致形象。”
到了这一步，复原还没结束。“我们通过DNA再去预测他是直发还是卷发，以及肤色、瞳孔颜色，进一步还原。这是利用基因组数据来实现的。”
文少卿相信，49位南村烈士的DNA数据有了，其中47位还有了颅面复原照片，总有一天会有人找到他们。“我们得知，很多烈士牺牲的年龄都非常小，最小的一位只有十四、五岁，他们没后人，父母也早已故去，这应该是目前寻亲尚无着落的重要原因。”
很多人看到崔海治烈士寻回亲人的故事，给文少卿团队留言。“有人说，崔海治烈士不只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群体的缩影。所有的烈士其实都是我们的亲人。我觉得很感人。”文少卿感慨。
崔玉岐发布过一首75年前李中林烈士写给崔海治烈士的散文诗。这首诗写于1949年，距离崔海治烈士牺牲已有两年。诗里有这样一段：“觉悟是甚么？一个同志，这是一个毫无愧色的阶级的同志，他给我吃吃劲劲的上完了这一课。时间过去了两年多，那生动的事实的形影，仍在人心中燃着不灭的热火，那嘹亮的雄美的遗言，又给人感觉无比的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