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提及古代政府调控的基金时会想到什么？肯定是政府营运，最后官员商人层层负责，最终政府抽成获利，基本上这就是一套老成的运营模式。一方面政府调控经济，另一方面官商合作通过特殊照顾攫取利益，两者均有利可图。
这样说来清代的生息银两制度很符合这样的运营模式，不但清政府可取息来发展国力，清代官员商人也可从中获利，可最终的结果却是随着清朝的衰亡而没落，最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
这就引发后人的无限好奇，这项制度的发展之路又是怎样的呢？既然存续已久，为何又走向衰败呢？我们今天将其分为康熙和雍乾这两个时间段来举例，一同解读清代闻名的“生息银两制度”。
要说这制度最早出现的时候，那要追溯到康熙时期。这里有人会存疑，至今为止典籍尚无准确考证生息银两制度的出处，何来康熙源起这么一说呢？
其实这其中也存有争议，学者之间的交流其实各执一词，都那是根据康熙时期特定所支出的生息银两记载至今仍然可见文物记录，也就证实官方确立确由康熙而起，至于是不是更早之前的东西，无从考证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因为正式确立获取生息“制度”这事，是雍正那会儿才确立的制度。康熙以前的时间里，这种制度还是比较偏门，所以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康熙时期作为清代生息银两的推出时间。
那既然要生息，康熙借出去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个名词，那就是帑银这样的一个东西。帑银即是清朝国库银，康熙将这些钱大批量的借给商人，借助生息银两这样东西来让商人去承接像是铜斤货是食盐之类的专卖，借此再向商人群体抽一笔税收上来，如此一来非战时可以将国库中的银子继续扩充，康熙能够最终靠这批银子富兵强国。
但是官吏就坐不住了，因为底下商人各个因为生息银两获利匪浅，为官者只能坐在一边看着，这就引起了诸多官员的不满。然后便出现官吏假扮商人承接生意，从中获利。但是借多少钱，利息多少全凭康熙一人所调控，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康熙可以再一次进行选择让近臣获利收买人心，也能够最终靠自己的手调控市场，能够说是一举两得。
说到这里有人会有疑问，这种政策一旦，物价水平飞涨，那百姓不就直接受一定的影响了吗？万一物价飞涨的话，仅凭康熙一个人还能可控吗？
为此康熙也制定了相关措施用于稳定物价，从关于铜运商人的资金支持方面，也就是生息银两方面的拨付安排，再到小规模的借银都有相应的政策。
举个货币铸造的例子，康熙四十年，康熙亲自批准拨付张鼎臣等人八十万两，用于采买承运铜斤用于货币铸造，代价是每年缴纳三百八十万两的优质铜和积欠本银，外加十四万两的节省银和利息，八年为期，共计一百八十万两，这就是对于获利巨大的铜斤承运部分的利息收取。
而对于获利较少的地方，比如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的三千名铸造铜钱的工匠，康熙便以极低的利息借银十万两，十年为期，利率之低甚至要低于内务上的三旗人员，这部分钱用于工匠生活的以改善。
这样一来，康熙真正将安抚工匠解决生计困难，以及笼络工头保证货币铸造进行两件事做的相当完善妥帖，没有纰漏。
这个例子同样适用于各行各业，再比如淮盐商贩的分批次借予银两共计一百万两同样是如此，既让盐商和承运官员获利，自己还能通过掌握利息稳定物价水平，避免民生问题。盐商在得到大额贷款的帮助之后连连感慨，道：“生意年年俱好，获利甚多”
帑银也广泛拨接给内务府的官员，让他们兼营商业，利息也十分宽松。像是康熙三十九年间，苏州织造和内务府向康熙借银十万两，用于两者的日常运营和发展。
并且在利率上卡的较少，往往只有1%左右。此外对那些身份更加低微的官吏也有所照顾，各自都有库银4000两的额度，用于各自的外出贸易，只要按年归还本利即可。
然而如此一来这个制度的弊也逐渐体现出来，那就是生息银两这件事情没有制度所限，全凭康熙一人的判断和理解去调整，调节手段也十分单一。
对于大量数额的库银走向，一旦由于康熙的纵容和松弛导致腐败现象，那么这件事本身就偏离了各管存在以及发展的基础。所谓官商和谐，民众不受影响的预期也就无从谈起。这点问题再康熙五十年的之后愈发严重，其中就有一桩重案递到了康熙的面前，奏折是这样写的：
“康熙四十三年曹寅揭发盐商借款情弊:“去年圣驾南巡，蒙恩赏借两淮商人库银一百万两，臣访闻商人只实得八十万两，其中又有非商借名领取者，臣不甚讶异”。
这件事能够立即进入康熙的视线，说明类似商人应得欠款被倾吞的事情已经是屡见不鲜。并且商人群体在当时的社会难有发声的机会，既然存在如此大的个例，照理说康熙会严加审查，最不济也会对自己的生息银两手段存在顾虑做调整。但是康熙并没这么做，他只是将奏折批阅，并没有一点表示。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已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审查能力已经腐朽，到最后康熙再想借银子给盐商的时候，却在没有回应。商人群体的利益受损，康熙的这项举措最终也就不了了之。那么贪腐问题真的是康熙不想解决的吗？其实不然，我们这就要从康熙借钱的本质上，考虑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我们知道，八旗部众是清代历任统治者的统治根基，也是清代历任皇帝们都极为头疼的问题。因为这部分人既不能生产，也只有少数的经费供给。大清朝财政的几百年很少有过什么大的起色，这也使得康熙成了因为这一些问题头疼者中的一员。
康熙作为满洲人，肯定是秉承“八旗甲兵，国家根本，当使其生计充裕，费用益广”这样的态度。然而国库每年拨出去的银子是实打实的，康熙一年就要花费库银“五百六十万金有奇”，这些钱有好些都是借贷的形式出去的。
随着“户口日增，费用益广，以至物力渐绌，称贷滋多”，朝廷对于军费支出的压力慢慢的变大，但是康熙并没有关心所谓钱款压力的问题，他将关注点始终放在八旗部众的人心稳定上。
为此康熙提议，让八旗各设公库，如果有借支人员，按照应领的俸禄军饷酌情借给他们利息仅为一分。康熙对于八旗子弟兵，可谓是优厚到了极点。然而八旗兵毕竟名额有限，调补批甲者可以食饷，而未批甲者却缺乏资生活动。
外加八旗兵不知道节约勤俭，只知道酗酒豪饮，穿着华丽的衣服做着超前消费的勾当。特别是公库制度施行之后，更是多次重复借支拖欠延期。到最后发展到即使降低利息，公库还有三百九十五万六千六百两的银子没有入账。
康熙不得已下令停止八旗公库的运营，并且设立总库减免损失，但是也是于事无补，最后还是接近两百万两的银子没能入账。公库借款以收息为目的的确方向上没错，但实际作为生息银两作为恩赏手段的银两来源又或是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又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讲的是帑银利率低，国库借贷，不失为一种借贷资本。然而作为八旗子弟本身对于这笔借款的营利能力上，康熙明显有着方向性的错估。外加历任清帝对于自家八旗子弟的保护备至，这就让帑银的流通更加难以回流。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库资金基本上亏欠呆滞，只能将公库计划作罢。
康熙一味的凭借个人喜好权衡生息银两，最后也会因为自身的判断错误而葬送。那么这项制度真的只是作无用功吗？实际上对于各个产业的恢复升级，生息银两能够说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手段。而随后的清代帝王将其完善并走向制度化，才是这条措施真正该去的地方。
此前康熙的生息银两只能代表官方给出的最早记录，而弊端本身就在于康熙个人的喜好和调整，不规律性才是走向衰落的最终的原因。那么该项制度既然有市场，在后世一定会被再度提起，如此说来雍正和乾隆这两个时期，试图将生息银两制度化的过程和结果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总结这项制度的特点，就是三个字“制度化”。这也就要提到雍正对于生息银两制度的重视程度，从用雍正七年三月到十三年六月，雍正用六年的事件中亲自将关于生息银两的奏折亲自批阅，甚至超越了同期的养廉制度和耗羡制度的投入程度。这也让生息银两制度在皇权授予外加外在督察部署的协同下，得以同步进行。
该项制度有官员和军衔等级逐步向下审查，并且拒绝副将及一下的将领货是官吏参与管理。其中规定“若利息不满一分，即将伊等俸禄坐扣”，这样的制度化运营将银子的私自挪用和浪费现象直接杜绝，从源头上解决了贪腐问题发生的可能。
对于支出方面，雍正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不管是士卒的各项婚丧嫁娶支出还是外出津贴，都将明确造册记录，并且审批制度相当严苛。对于冒领者是被查出来的人，将直接移交重处，并且此人的一族以内都没法再申请此项制度。
制度的完善也不仅仅体现在规范这一方面，单论银子的借还并不能让这项制度本身“活起来”，营运方式的多样化才是雍正之后的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制度兴起的关键。
雍正将制度规范化后也对营运方式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调整。其中生息本银将从内务府和户部拨给个衙署，在制度限制下，对于营运方式的多样性可谓是完全放开，只要不违反原则便可，并没有严厉的严管手段。
这也使得生息银两制度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买房招租或是百姓的产业兴起，都有一定的促进的作用。金融行业的繁盛也是我国早期能够拥有一定经济储备的根本原因，况且当时的法律完善也让重利放债，或是垄断市场的行为销声匿迹，进一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从这里看，只要营运的目的性没有方向性的改变，制度的效果还是相当积极的。
然制度化的营运兴盛并没有让雍正的后代，也就是乾隆对这项制度产生什么兴趣。在乾隆十一年开始，乾隆皇帝就开始下令逐步对生息银两进行收撤。
但是因为早期推行的繁盛，各社会阶层的利益盘根错节，其中清政府的多个政务大臣都有利益参与，这一动就会牵扯到清政府上百万的官民兵的根本利益，但是乾隆中期的时候，对于收撤这件事却是肯不容缓的解决了。
既然生息银两制度运行数百年，不但被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所重用，还受到历任大臣的支持和维护，乾隆收撤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乾隆并没有对制度本身存在异议，问题就发生在实施上面。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息银两在雍正时期可用于百姓的日常，但是在副将以下的兵卒想要使用，要求却被完全禁绝。因为康熙时期的教训，雍正在当时就对此前八旗兵丁不能偿还债务这件事情格外警醒。
所以纵观整个雍正时期的生息银两交易，没有一次借给兵卒使用的例子。但是这件事到了乾隆时期就没那么坚定了，乾隆本人因为对制度不加重视，兵丁借贷的事情又开始兴起，此外不加以限制和管理不善。经管人中饱私囊和受贿的现象又慢慢的出现，到后来基金和大幅度的转到发借官兵收息的上面，官兵的借款占到了整体借款总量的三分之二。
到了乾隆中期，收百姓之余财，聚兵丁之正饷以及成为当时社会的常态。到最后朝廷连发银子的钱都只能指望收取利息这件事，但是因为官吏的腐朽，这笔钱压根要不回来。就连发放生息银两，真正落到实处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很多人只能拿到钱款的三分之二，却只能忍受高额的利息上缴。
官兵个人捐钱买缺，通过贿赂的手段获得晋升途径。这和那些个人情况恶化的官吏一样，一旦借钱成为无处讨还的死循环。八旗公库是如此，如今也是如此，这就注定了生息银两制度在乾隆时期必然走向衰亡。
我们一方面感叹于清代的生息银两制度作为财政策略，带给后世无尽的启发和思考。其中银与钱互为表里，不完全的银钱并行制度，对于金融行业的理念变通毋庸置疑。我们所见并不单单只有清政府运用银钱规则补贴财政这件事，而是金融行业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性。
自始至终，就连生息银两制度的产生，或是八旗公库的作用，都是维护封建统治者地位的手段。所以腐朽和衰落会成为必然也不足为奇，一旦当权者没有对腐败现象做出监管，后果反馈给统治者，那么统治者也只有收撤这一条路可选。